专访《国家兴衰》作者夏尔马:未来十年只建议在中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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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经济形势的变化往往会对一国的命运前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想要理解这其中的复杂关系并不容易。近日,全球知名投资者、财经作家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的著作《国家兴衰》由中资海派引入中国。对于想要了解当下世界经济变化与国际形势的读者,这本书无疑是解惑之选。

鲁奇尔·夏尔马是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策略师,兼任新兴市场业务主管,同时也是美国《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下降的汇率更利于国际竞争吗?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才能产生红利?政治强人如何改变一国的命运?……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夏尔马借助海量的数据和长达数十年的深入观察,写出《国家兴衰》一书,分析了影响国家经济和未来前景的数千种因素,并从中总结出10大核心原则,带领读者了解一国兴盛与衰落的秘密。

夏尔马:市面上关于经济的书有很多,但这些书谈论的大多是经济怎样才能增长、怎样才能成功,它们通常会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出版。而我发现,学者们给出的建议往往不实用,因为经济的本质是长期不变的,你很难以一种实用的方式应对它。所以我就想写一本可以用于实践的书,能够为商界人士、政治家和投资者所用。所以我分析了5-10年的经济形势,而并未将观察范围扩大到100或200年,希望能在短期内做出实用的分析和预测,为人们提供有用的指导。

澎湃新闻:你的写作是基于大量的实地考察而完成的,为何会选择这样的研究方法?又是怎样完成这么一本解答了如此之多的经济问题的书的?

夏尔马:我在纽约工作,这本书是我20多年来在不同国家旅行的积累。因为我非常想知道一个国家是如何发展的,是哪些多样的因素使其经济获得成功。我发现当我访问一个国家时,我对它的了解会在这个国家得到充分的提升,马夏尔这跟做研究报告的情况是不同的。只有当你去到一个国家的时候,你才会真正地走进它,从内部了解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

在旅行中,我经常与政府中的高层人士会面,有时是国家元首,有时是财政部长或者中央银行的管理层;此外我还见了很多大企业的老板,还有当地的投资者。有时候,我也喜欢在某个国家度个假,就是为了感受一下这个国家的特色和气质。

这本书的写作基于我20多年的考察和研究经验,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完成的。我前往这些国家考察,然后提出一些想法,再与团队商讨是否可行。我们在20多年的时间里观察和学习了很多国家的经济运行方式。夏尔重马真正的写作时间大约有两年半,但这项研究总共花了20多年。最终成书时,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考察与研究的结合。

澎湃新闻:你在写作这本书时采用的是与经济学家不同的思路和方法,是否有意逆其道而行之?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与经济学家有过争论?

夏尔马:是的,我认为经济学过于依赖理论。像我这样有投资背景的人,就会更多地依赖实践证据和经验证据。这是我和经济学家的区别。我并非在比较优劣,只是强调我们视角和思路的不同。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理论,而我则试着更实际一点。

我和经济学家一直都在争论,也对各国的经济政策提出过很多批评。比如说,经济学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我对此并不认同。因为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出发,我不能被任何意识形态影响,否则会导致偏见。在书中,我批评了一些国家过度依赖政府开支来实现经济增长,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也批评过美联储,如果他们印了太多的钱,从长远来看,会抬高资产价格,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我对现有的经济理论提出过很多批评。

澎湃新闻:《国家兴衰》一书避免做出长期的预测,只是试图对未来5-10年的世界形势做出预测。为何会如此考量?而且,哪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个世界依然会发生很多难以预料的变化。对你来说,预测未来是否是一件困难的事?

夏尔马:是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无论预测的时间长短。基于我们目前不断增加的业务,就不得不对未来做出预测。我想说的是,你尝试和预测的越多,你关注得就越远,越困难。此外,如果你的预测是长期的,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若告诉你们,未来几百几千年会是怎么样,你们和我都不知道是对是错。我并不是说预测在较短的时间框架内更容易一些,事实上预测总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要做一件具体的事,就必须选定一个实际的时间范围做出预测;如果你做了长期的预测,就无法追究一个具体的人的责任。

夏尔马:有很多,我们一直都有新的发现。比如说,有一章是关于一个国家创造了什么样的亿万富翁。在这一章我们讨论了收入不平等带来的经济失衡问题。我们在债务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债务水平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债务在不断增加这个事实。我们发现,在危机发生时,第一批离开一个国家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本国人,尤其是本国的商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并没有将文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是否因为你觉得它不重要?

夏尔马:不是,实际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成败的因素有很多,而我试图把重点放在5-10年的时间跨度内、决定各国成败的最重要的十大因素上,并找到了一些证据来支撑我的观点。比方说,我们测试了很多因素,但没有发现任何大的证据可以证明,在至少5到10年内教育与一个国家的成败有关。所以我们剔除了教育这一因素。

澎湃新闻:你这些年来多次来访中国,那么你对与中国经济的基本看法是什么?你认为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的?

夏尔马:我认为,现在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旧”的中国,一个是“新”的中国。“旧”的中国是指能源、金融、制造业等国有企业,“新”的中国是指技术、医疗、教育和新消费产业等等。“新”中国正在崛起。我认为这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是决定中国未来五年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而政府要做的就是维持“两个中国”之间的平衡。

关于中国的未来,我认为人口、生产力下降、广告和全球化这四个因素可能对其产生影响。我认为当今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都在放缓,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事实上,我们有一些研究表明,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7%. 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图表就已表明,在全球经济中,即使增长5%,也变得非常困难。这实际上也与中国也息息相关。

基于这些判断,我认为在接下来的10年中,总体上投资新兴市场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历史上最困难的10年。所以在这10年,相较而言,只有在美国与中国投资是最合适的。

夏尔马:我关注世界各地的宏观经济趋势,并试着将我对这些趋势的理解转化为投资和写作。但投资与写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能,写作对我而言,就像给读者写信来阐明我的想法,你知道,在思考中,我们基本都需要在纸上写些什么,这有助于阐明想法。有一句古老的英语谚语说,如果你不能简单地解释某件事,这意味着你还没有很好地理解社交。此外,因为我经常为国际出版物写作,所以我必须确保研究是高质量的。

澎湃新闻:《国家兴衰》刚刚被引进中国,但它是你三年前完成的作品。现在回头看来,你是否有想要改变或增加的观点?

夏尔马:我认为这本书的结论很宽泛,但我不会改变我在这本书中呈现的视角,我仍然在关注着书中提到的这十大核心要素,并把它们应用到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上。当然这种观察和分析需要不断更新,这种更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即便在今天,这十个因素仍然保持不变。